“1960年8月15日晚上十一点，灯还亮着炒股股票配资官网，你真的要走？”值班工程师李鸿有些不舍。放下手里的矿石样品，低声回答：“调令已下，但心里放不下这台实验炉。”寥寥两句，空气里全是无奈。
宋任穷刚在二机部站稳脚跟不过三年。此前他是总干部部副部长，改行抓原子能，说白了就是“五十岁学新行当”。为了找铀，他踩遍秦岭大巴山，也窝过川西藏区的帐篷。吃上一口发霉馒头是常事，睡地窝子更别提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不懂就问，问到懂为止。”听着简单，真去做却得砸碎面子。那阵子，二机部流行给地质车队写标语，他也提笔写了八个字——“穷且益坚，自力更生”。别人笑“部长还给自己贴标签”，他反倒乐呵：“我姓宋，名里有‘穷’，正合适。”
1959年底，中央着手恢复六大中央局，东北局缺帅最急。东北有底子：鞍钢、长春一汽、沈阳机床；也有包袱：饥荒、寒潮、交通不便。毛泽东直接点名宋任穷，“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”。调令传到二机部，宋任穷愣了神。他第一次没立刻说“服从”，而是连夜跑去找贺龙、。“老总，我能不能留下？原子弹正要破题。”贺龙拍拍他肩，“东北同样是前线。”第二天，他又找邓小平。小平一句话打住所有回旋：“已经定了，咱们谁都改不了。”
火车向北，窗外尽是荒原。宋任穷把二机部同事送的笔记本塞进皮包，第一页写着四行小字：农业稳、工业兴、国防强、人民安——这是他给自己的作业。到沈阳后，他先钻进农村。庄稼歉收，老乡缺口粮，他索性与县、社一起种早熟谷子，推代食品、种蔬菜，硬是把最紧的日子撑过去。鞍山钢铁需要焦煤，他找交通部协调专列，又让地矿局勘新井，尽量“少挖快产”。对厂长说得最多的是“先算长账”，防止掠夺式生产。
1964年10月16日，沈阳深秋刚结薄冰。下午三点整，宋任穷守着收音机，一直没等到消息，心里发慌。五点多，电话铃急响：“首长，罗布泊成功了！”那一瞬，他摘下眼镜抹泪——他离开二机部时叮嘱刘杰“记得通知我”的画面，像电影倒回。夜里他给地委写信：今日之喜，提醒我们艰苦奋斗值得。
原子弹响过，东北这头也在升温。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，他坚持“现场指挥”：穿棉袄，住土屋，和钻井队一起扒雪吃干粮。王进喜抬着膝盖伤对他说：“宋书记，井喷也挡不住咱干劲！”他回应得干脆：“我叫任穷，越穷越要任事。”三年后，大庆正式稳产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经济指标开始回正，市场粮价终于不再“蹿火”。
1977年秋天，他再次被召回北京，接管第七机械工业部，负责导弹、火箭、人造卫星。六十八岁的老兵没摆官架子，只带两个人跑遍西北几大基地。专家们“文革”期间被冷落，心灰意懒，他上门一户户敲门：“祖国少不了你们，给我三个月，一切重新启动。”那年春节，他待在内蒙古四院。初一凌晨，他发现暖气不热，带着水暖工挨房调阀门，冻得胡子上挂霜。吃饭时只有窝头、发糕、大烩菜，他也不加菜，讲起自己当年“耍蛇讨饭”的日子：“怕啥？咬咬牙就过去。”年轻技工听得眼眶发红，车间里干劲顿时往上蹿。
之后两年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逐步恢复测试计划，卫星研制重新排期。大家把这种劲头叫“咬牙精神”，与“大庆精神”并列，被当作一线口号写在黑板报上。宋任穷没索要功劳，他只关心试验场的柴油够不够、焊条够不够。有人劝他注意身体，他摆摆手：“工程没完前，我先不退休。”
1988年，他离开工作岗位，转入中央顾问委员会。那时，他已听力衰退，但每逢“两弹一星”纪念日，总要问一句：“罗布泊怎么样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怎么样？”身边人回答“都好”，他就轻轻点头。2005年，他在北京安静离世，病房抢救推车旁放着一本旧日记，扉页仍是那四行小字。
宋任穷的步伐从未停过：战争年代冲锋陷阵，和平年代埋头科技；从铀矿山到黑土地，从导弹试车台到农家炕头。有人总结他的一生是“二十岁扛枪，五十岁拿图纸，七十岁进车间”，听上去平凡，却实打实砸在共和国的筋骨上。老同志们说，这种人不多，他算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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